“丟，丟，丟手絹，輕輕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訴他，快點快點捉住他，快點快點捉住他……”
這是一段自帶“背景音樂”的文字，您看到時是不是也會輕輕哼唱？《丟手絹》，幾乎是中國流傳最廣的兒歌?？赡芎芏嗳瞬恢?，這首歌誕生于七十多年前的延安保育院。
1935年至1948年，中共中央、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在陜北戰(zhàn)斗生活了13個春秋。那時的延安，是烽火硝煙中的革命圣地，澎湃的革命激情之中，也流淌著《丟手絹》這樣的童真和歡樂。
這是革命年代延安娃的童年歡樂，延安保育院就是他們成長的搖籃。
延安保育院是當時設立在延安的兒童保育院、托兒所的統(tǒng)稱。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延安保育院在十余年間養(yǎng)育了5000多名孩子，大多數(shù)都成長為建設新中國的棟梁之材。
《丟手絹》的歌聲在幾代人的口中流傳，歷久彌新。伴著它的旋律，我們來聽一聽延安保育院的故事，看一看延安孩子們的革命歲月。
“兒童萬歲”
“保育院”是個特殊的歷史名詞，在這個名稱之前，延安的第一個幼兒教育機構所用的名字和現(xiàn)在沒什么差別，就叫“延安托兒所”。
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機關遷駐延安城。3月份，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辦起了延安托兒所，接納了18名前方將士子女和烈士遺孤嬰孩。
七七事變爆發(fā)，日軍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短短數(shù)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接連淪陷，華夏大地籠罩在戰(zhàn)火之下。如此時局下，無數(shù)平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脆弱的兒童更是成為戰(zhàn)爭中最大的受害者。著名的美國女記者斯特朗描述中國戰(zhàn)場的一個特別悲慘的鏡頭便是“遍地血腥的中國，只能聽到哀哭無援的戰(zhàn)區(qū)兒童的聲音！”
1938年3月，旨在救濟、教育難童的中國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在漢口成立。
說起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的發(fā)起人和推動者，鄧穎超居功至偉。她曾回憶說，“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由共產黨提倡發(fā)起的。保育會理事多半是中共、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也包括個別的國民黨員組成。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可以說是我們搶救戰(zhàn)時兒童工作時，首先出現(xiàn)的各界婦女聯(lián)合戰(zhàn)線”。
1937年年末，與周恩來一起來到武漢的鄧穎超，任中共長江局委員及婦女組組長。
1938年初，為了動員全社會參與到難童救助工作中來，鄧穎超、史良等知名女性聯(lián)合召開了“搶救難童”座談會。會上鄧穎超講道：“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兒童保育會，全力救助受難兒童?！?/span>
為了保證兒童保育會的順利成立，鄧穎超和周恩來還特意拜訪馮玉祥夫婦，希望他們摒棄黨派之爭，加入到救助難童的事業(yè)中來。馮玉祥雖然身為國民黨高層，但也深知茲事體大，當即同意了他們的建議。
沒過多久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就出席了兒童保育會籌備會，鄧穎超還推舉她為籌備會主任，全權處理相關事宜。
由于各界人士的廣泛支持，籌備工作進展十分迅速，短短一兩個月就已萬事俱備，只差會長的人選沒有確定。當時很多人更傾向于同我黨關系更為密切的宋慶齡女士，可鄧穎超卻提議讓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擔任會長一職。
不得不說，鄧穎超所慮深遠。一方面，宋美齡的身份和地位，能夠擴大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的影響力，便于工作的開展，另一方面，以蔣介石的為人行事，即便是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這樣的民間慈善組織，如果沒有國民黨的人充當“領導”，必然引起國民黨方面的猜忌或者破壞。由宋美齡擔任會長，可以避免很多麻煩。
宋美齡得到邀請，很爽快地答應任職。而且，當時宋美齡手底下有個組織叫做“中國婦女慰勞自衛(wèi)抗戰(zhàn)將士總會”，她把兒童保育會劃到“總會”下屬單位里面。
在鄧穎超的全力支持和推進下，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成為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后最早成立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團體。據(jù)統(tǒng)計，抗戰(zhàn)期間，保育會總共收育難童29486人，參與救助的女性成員多達一萬人，其規(guī)模之龐大，堪稱抗戰(zhàn)時期婦女工作之最。
郭沫若曾經贊嘆說：“據(jù)我所知，有兩個婦女組織是認真工作且成績卓著的。一個就是鄧穎超、史良等大姐積極推動的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使不少失去父母的孤兒，保留下了性命?！?/span>
1938年7月，作為地方分支機構的陜甘寧邊區(qū)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宣告成立。陜甘寧邊區(qū)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延安托兒所的基礎上擴建陜甘寧邊區(qū)第一保育院。
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與陜甘寧邊區(qū)黨政軍各界領導機構與個人合計捐贈863元，邊區(qū)政府機關捐贈1000元，邊區(qū)政府撥給開辦費200元，并確定每月?lián)艹鼋涃M100元，使托兒所的擴充建設得以順利進行。8月20日，除原有18名嬰孩外，第一保育院開始接收兒童入院。
保育院的孩子中，有劉志丹、方志敏、謝子長、彭湃、毛澤民、黃公略、蔡和森等烈士的骨肉，有的孩子出生于國民黨監(jiān)獄，輾轉來到延安；有些孩子的名字帶有深刻的時代烙?。簭埧箲?zhàn)、韓抗戰(zhàn)、馬抗戰(zhàn)，甚至還有杜盧溝橋、徐九一八、馬九一八……
但無論家鄉(xiāng)何處、出身如何，在延安保育院，他們有了共同的名字：延安娃。
9月5日，陜甘寧邊區(qū)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常務理事會舉行會議，宣布第一保育院成立。毛澤東為保育院成立親筆題詞：“兒童萬歲”。
第一保育院成立初期，只有嬰兒部和幼稚部，收容幼兒57名，有工作人員19人，由邊區(qū)保育分會秘書、中央醫(yī)院護士丑子岡主持料理擴充建院事務。老師和孩子的人數(shù)都不多，但柳林院址房屋狹小，已經不敷使用。再加上這時候日軍已經占領了臨汾機場，為了防止日軍空襲，1938年11月10日，第一保育院從柳林遷到安塞縣小草峪村。
就在10天后，日軍真的對延安發(fā)動了第一次空襲。7架飛機突襲延安，扔下大量炸彈，一時間人慌馬叫，房倒屋塌，30人遇難。因為及時搬遷，第一保育院幸運躲過了空襲。
不過，安塞縣小草峪村雖然隱蔽安全，但地勢狹小，環(huán)境閉塞，隨著出征軍人子弟和來自戰(zhàn)區(qū)的難童不斷增加，這里的院址很快又不夠用了。于是，邊區(qū)政府和邊區(qū)各界婦女聯(lián)合會籌資在延安避風向陽的李家洼修建保育院新址，建石窯48孔和土窯、房子百余孔(間)。
1940年秋，新院址建成，第一保育院在建院兩周年之際搬回了延安。
這時的第一保育院，接納著來自東北、華北等地的280名兒童，工作人員增加到120名。不但在延安，在當時中國的幼兒保育機構中也是規(guī)模比較大的。
“落山雞”是什么雞
在延安的幼兒撫育機構中，洛杉磯托兒所是名氣最大的。究其原因，大概有兩個，一是這個特殊的名字，紅都延安居然有這樣一個以美國城市命名的托兒所。二是很多中央領導人和著名將領的孩子在這個托兒所成長，帶出了“名人效應”。以至于它經常和延安保育院被混為一談。
洛杉磯托兒所并不是它最初的名字，它的前身叫中央托兒所。
據(jù)丑子岡的兒媳李文芳回憶，“最先提議辦托兒所的，是當時的中央總衛(wèi)生處處長兼中央醫(yī)院院長傅連璋?！?/span>
傅連璋，有“紅色華佗”之稱的醫(yī)療將軍、開國中將。他在瑞金時期加入紅軍，把自己的醫(yī)院和全部家產都捐給了革命事業(yè)，創(chuàng)辦了紅軍的第一所正規(guī)醫(yī)院。長征中，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以他的妙手醫(yī)術保證了大批中央領導、戰(zhàn)士的健康。
傅連璋創(chuàng)建中央托兒所的建議，來自慘痛的觸動。
1940年初，傅連璋和創(chuàng)辦了第一保育院的丑子岡去王家坪，探望寄養(yǎng)在老鄉(xiāng)家里的革命工作者的孩子們。
彼時，陜甘寧邊區(qū)第一保育院已經遷往安塞一年多了，延安一時沒有保育機構。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出生的孩子，大多是由父母帶在身邊。只是，他們因父母工作繁忙，無暇照顧，往往被送到老鄉(xiāng)家寄養(yǎng)。
在那次探訪中，傅連璋得知了令人悲痛的消息，一個孩子在寄養(yǎng)的主婦出門搬柴的工夫中掉入開水鍋里，不幸身亡。而走訪的幾戶寄養(yǎng)家庭，也因為農忙無暇照顧孩子，將孩子拴在炕上，任孩子尿濕哭鬧。
傅連璋的女兒傅維方就出生于1937年，對這樣的事故不忍卒聞。類似的情況不少，當時還不到四歲的李鐵映（時名羅小金，父親李維漢曾用名羅邁），也是在老鄉(xiāng)家里寄養(yǎng)，因為那次事故，寄養(yǎng)家庭怕出事，無論如何把他送回了時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李維漢身邊。
傅連璋很快把這個情況報告了毛澤東，并提議開辦中央托兒所。毛澤東對此也是感同身受，身邊的女兒李敏（嬌嬌）出生于1936年，同樣是無暇照顧。他對傅連璋說，這是件大好事，要盡快辦，“托兒所辦起來，就讓嬌嬌第一個報名”。
1940年春天，在距離中央駐地楊家?guī)X很近的蘭家坪山上，又建起了延安中央托兒所，由曾經主持擴充建設延安第一保育院的丑子岡任所長。
中央托兒所最初只有原為中央書記處住所的幾孔窯洞，第一批只接收了七個孩子，他們是毛姣姣（李敏）、羅小金（李鐵映）、賈麗麗、謝丁丁、陳小胖、王蘇云和傅維方。后來，接收的孩子不斷增多，在前線與日軍作戰(zhàn)的將領紛紛把他們的孩子送來延安，其中有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鄧小平的女兒鄧林、左權的女兒左太北、任弼時的女兒任遠征……
劉太行1939年出生于太行山，1940年10月，徐向前從山東去延安，途經太行山，劉伯承就委托徐向前把劉太行帶到延安，說：“你把太行交給總司令就行了?！?/span>
劉太行就這樣到了延安，起初由康克清照顧?？悼饲逋瑯庸珓辗敝兀荒軓难影才哟髮W找了個“小鬼”——年僅15歲的王茜平，托她照應一段時間，再送到中央托兒所。
王茜平見到劉太行，差點哭了出來——小娃娃非常虛弱，大大的腦袋，胳膊、腿細得像四根火柴棒，快兩歲了還不能走路。誰能想象，戰(zhàn)場上叱咤風云、威震敵膽的劉伯承將軍的孩子，居然營養(yǎng)不良到如此程度。
王茜平悉心照料、調理了半年，劉太行的身體才算恢復到正常孩子的模樣，這才能進托兒所。康克清看王茜平細心能干，把她推薦給了丑子岡擔任保育員。于是，一個保育員和一個新生，一起到中央托兒所報到了。
中央托兒所成立之后不久，便趕上了抗日戰(zhàn)爭以來延安最困難的時期。
抗日戰(zhàn)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后，國民黨政府又流露出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本相，對陜甘寧邊區(qū)實行軍事包圍蠶食、經濟封鎖。毛澤東回顧這一情形時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zhàn)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在嚴峻的經濟條件下，孩子自然是最優(yōu)先照顧的對象，邊區(qū)政府千方百計保證保育院、托兒所的經費。在公職人員薪資停發(fā)的情況下，保育員的工資也沒有中斷一天。但是，極端匱乏的生活物資經常還要面臨斷供的困境。在大生產運動中，第一保育院、中央托兒所這樣的單位，也開荒種糧種菜，養(yǎng)雞養(yǎng)羊養(yǎng)豬，這才逐漸保證了孩子們每天的肉蛋奶。
此時，身居香港的宋慶齡了解到托兒所的艱苦條件，以“保衛(wèi)中國同盟”名義聯(lián)絡遠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磯愛國華僑及國際友人，組織募捐到一批藥品、衣帽、食品及幼兒生活用品。這些物資通過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千里迢迢送到了延安。為了感謝愛國華僑的支持，1942年5月，中央決定將“中央托兒所”改名“洛杉磯托兒所”。
這個新名字讓托兒所的孩子們覺得新奇。丑子岡的女兒丑松亮那時也在托兒所里生活，她回憶說：“我們不知道洛杉磯，知道有‘落湯雞’，燒雞，就猜洛杉磯應該是‘落山雞’?！闭娴挠泻⒆雍闷娴叵虮Ｓ龁T阿姨詢問：“‘落山雞’是什么雞？”惹得阿姨哈哈大笑，告訴大家那是美國的一個地名。
此后，宋慶齡想方設法給予醫(yī)藥及營養(yǎng)食品等援助，甚至還送來了一臺大磅秤。
以前，不消說托兒所沒有磅秤，甚至整個延安也沒有這種稀罕物。托兒所的孩子們量量體重，都要把稱糧的大秤借來，同時，還要搬來一只大柳條筐。碰上個淘氣的孩子，忙得滿頭大汗也測不準。
這臺大磅秤不僅能稱體重，還能測身高，十分準確，在托兒所可派上了大用場。有一次，毛澤東到洛杉磯托兒所來看望孩子們，當他得知這臺大磅秤是孫夫人送來的時，便興致勃勃地踏了上去，測量體重，并高興地說：“哎，鳥槍換炮了嘛！”
洛杉磯托兒所是在宋慶齡的關心愛護下籌建起來的，她說：“我們已經發(fā)現(xiàn)了一座橋梁，可以溝通環(huán)境、種族、宗教和政黨方面的分歧。這座橋梁就是兒童——我們的兒童?！?/span>
第二保育院
相對于陜甘寧邊區(qū)第一保育院和洛杉磯托兒所，第二保育院在延安的時間要短得多。它建成于1945年6月，1946年11月撤離。但是，這所保育院不但規(guī)模不比前兩者小，而且還是“馬背搖籃”這個比喻最恰如其分的出處——遷出延安后，第二保育院用兩年10個月時間，行程三千余里，帶著一百多個孩子安全到達北京。顛沛流離在路上的時間，甚至比它在延安的時間還要長。
據(jù)曾任第二保育院院長的姚淑平回憶，開設第二保育院的原由，是1944年秋，延安有大批干部奔赴前線，為解決這部分出征干部的子女寄托問題及部分輾轉從后方送到延安來的烈士子女的撫育問題，中央有關部門研究商定，由康克清大姐牽頭籌建延安第二保育院。
這當然是抗戰(zhàn)即將轉入反攻的形勢所需。其實，還有一個直接原因，就是“延安娃”的數(shù)量在顯著增加，原有的保育機構已經無法滿足需求。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進駐延安時，延安城本地居民只有區(qū)區(qū)約3000人。在地廣人稀的西北地區(qū)，延安也只能說是一座邊遠小城。
紅軍的到來，讓延安人口飛速增長。到1943年，在延安的黨政軍人數(shù)有3萬人，本地居民約1萬人。在同年12月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任弼時就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問題發(fā)言，其中介紹：抗戰(zhàn)后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4萬余人。這些知識分子到延安后，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培訓，就被分配到陜甘寧邊區(qū)或其他根據(jù)地工作，部分人留在延安工作。
“外來人口”帶來了延安的“嬰兒潮”。
當時部隊結婚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二八五團”，即年滿28歲、五年以上黨齡、團級干部。這樣的干部在延安人數(shù)眾多。據(jù)統(tǒng)計，當時延安的高級領導人，師級以上干部中80%的人都是在這一時期戀愛、結婚、成家、生子。延安對他們是一種溫馨、甜蜜的回憶。
呱呱墜地的“延安娃”，讓延安充滿生機。不過，這些孩子的父母，都有太多的革命工作要忙，在保育機構不足的情況下，孩子只能自己帶或是送到老鄉(xiāng)家寄養(yǎng)。當他們要奔赴抗日前線的時候，為這些孩子建一所保育院，無疑解決了最大的后顧之憂。
為了籌建延安第二保育院，朱德總司令和康克清同志親自查看地形，為保育院選址，最后選中位于延安城北棗園川南面，又靠近黨中央機關的小礬溝的半山腰。
經過半年多的籌建，1945年6月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在抗日總反攻的號角聲中，迎來了第一批孩子。
姚淑平回憶，其實第二保育院是在沒有完全籌備好的情況下，倉促收托孩子的。當時甚至連院長都還沒有，工作人員則是從四面八方調來的，有的保育員、勤雜工只有十二三歲，大多沒有育兒經驗。
第二保育院的首批孩子，最大的6歲多，最小的才1歲。盡管按規(guī)定，保育院只收托2到7周歲的孩子，但孩子的父母急于上前線，夠年齡的，不夠年齡的，健康的，體弱的，甚至正在生病的，倉促之間，都收托進來。結果，其中就有一名麻疹潛伏期的孩子。
很快，麻疹就如暴風驟雨似地向第二保育院襲來，一下子全院的孩子都感染上了，病情嚴重的孩子并發(fā)了肺炎、腸胃炎等。即使在今天的醫(yī)療條件下，這樣的疫情也屬危急，更何況當時在封鎖之下缺醫(yī)少藥的延安。在同時期中國西北地區(qū)的疫情中，患病兒童的夭折率高達六成。
第二保育院建院的第一個目標，居然成了“不能死孩子”。
面對這個危機，全院緊急行動，保育員按照醫(yī)生的囑咐，邊學邊干，時刻在病兒身邊精心護理，一個月后，孩子們全體康復。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跡。
有了這次經驗，第二保育院設立了健康測驗檢查制度，并在延安的保育機構、小學中推廣開來。每半月舉行五官檢查一次，每季度進行兒童全身健康檢查一次。除此之外，每年給孩子注射霍亂、傷寒、傷寒疫苗一次；隔年給孩子種牛痘一次。即使邊區(qū)缺少醫(yī)藥，但還是在黨中央的關懷下盡量得到滿足。
“媽媽”們
“媽媽”，人類語言中最富有溫暖和愛意的稱呼。
延安娃中，有很多孩子的媽媽不在身邊，或是已經犧牲、身故，“媽媽”成了一個遙遠的影子。但是，在延安保育院中，他們都沐浴在母愛之中。他們的“媽媽”有很多。
延安保育院的保育員一般被孩子們稱作“阿姨”，但有一個人例外，她就是丑子岡。幾乎每個孩子都習慣叫她“丑媽媽”。
丑子岡是革命烈士余家永的遺孀，1938年來到延安，在中央醫(yī)院擔任護士，參與了第一保育院的擴建。后來中央托兒所籌建，康克清點名讓她來任所長。
戰(zhàn)爭年代，物資匱乏，保育院工作的難度可想而知。已經有過第一保育院經驗的丑子岡，并不想干這個所長，傅連璋用一句話就說服了她：“咱們干革命，不就是為了下一代能過上好日子嗎？”從此，丑子岡在托兒所一干幾十年，帶大了一撥又一撥的孩子，成了無數(shù)人口中的“丑媽媽”。
當年的一位保育員嚴明在晚年寫回憶錄時寫下了自己對丑子岡的印象：“那是1945年的春天，我和幾位姐妹同時被分配到延安洛杉磯托兒所工作，第一次見到了她，她中等身材，穿一身洗得發(fā)白的灰軍裝，戴一頂灰色的軍帽，剪齊耳短發(fā)……孩子們一見丑所長，就喊丑媽媽，撲向她的懷抱。”
另一位當年的保育員周桂枝也曾回憶，自從當了中央托兒所所長之后，丑子岡幾乎沒有睡過一個安穩(wěn)覺，白天黑夜都要為孩子們操心。“別的還好說，她就怕孩子們生病，一生病，她就心急火燎，因為當時延安缺藥。”
“丑媽媽”對每個孩子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樣，唯獨對親生女兒亮亮，多少有些虧欠。小亮亮有一對銀鐲子，是丑子岡的嫁妝。為防止孩子們的飲食被特務下毒，她從女兒手腕上摘下銀鐲子，打成了一副銀筷子。
丑子岡曾經允諾買一對更漂亮的補給女兒，可直到1963年去世，這對鐲子也沒補上。
因為丑子岡幾乎是沒日沒夜地在照顧全托兒所的孩子，小亮亮經常是一個人睡覺。有一天夜里，大概是因為嘴邊留有食物殘渣，老鼠竄上床，把小亮亮的鼻子咬破了。丑松亮后來回憶，阿姨都特別心疼，媽媽嘴上說沒關系，那天整整抱了我一晚上。
洛杉磯托兒所大班保育員王茜平那時才15歲，因為單獨照料過劉太行一段時間，也被劉太行叫“媽媽”。有一次被康克清聽到了，擔心小姑娘不好意思，馬上糾正，讓他叫“阿姨”或“姐姐”?？墒菑倪@以后，小太行長了心眼，當著人不叫，背地里還是偷偷叫“媽媽”，王茜平看四下沒人時，也悄悄答應一聲。倒像是兩人間的小游戲。
劉太行到洛杉磯托兒所不久，就趕上了一次百日咳疫情，很多孩子染病。他的身體本就虛弱，一時間病情危重。
新來的所長沈元暉征集O型血、患過百日咳的保育員。托兒所里醫(yī)藥短缺，只能用給孩子們輸血增加抗體的辦法。符合條件的沈元暉、王茜平等寥寥幾人，每人抽出一大管鮮血，給孩子們輸入體內，終于讓所有孩子有驚無險，平安康復。
孩子們體內流著保育員的血，真是不辜負一聲“媽媽”。
沈元暉畢業(yè)于協(xié)和醫(yī)院，原在中央醫(yī)院工作，為加強托兒所醫(yī)療力量，被傅連璋派到了托兒所。因為沈元暉參加革命比自己早，丑子岡主動退任副所長，兩人搭檔多年。
沈元暉在洛杉磯幼兒園留下了一段趣事，她曾被孩子們“絕食抗議”。
那是1946年，從新疆監(jiān)獄回到延安的十幾個孩子來到了洛杉磯托兒所。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幾年前中央派往新疆工作的。軍閥盛世才投靠蔣介石，對新疆共產黨人進行了大肆搜捕迫害。毛澤民、陳潭秋等同志相繼犧牲。這些孩子也被關押了三四年，經歷了不該這個年紀經歷的苦難。
到托兒所的第一頓飯是大肉包子，這些孩子吃起來就不停?？砂岩慌缘纳蛟獣焽槈牧?，怕他們撐壞了胃，趕緊攔著。這下，孩子們不干了。再聽說攔著他們吃飯的所長姓“沈”，陜北話里和“盛”沒有分別，孩子們對盛世才的憤恨殃及了沈所長——他們開始“絕食抗議”。
真叫人哭笑不得。一番耐心勸解，誤會全消。沈元暉這才成了他們接受的“沈媽媽”。
在眾多的“媽媽”中，張熾昌是少數(shù)幾個沒有被孩子們這樣稱呼的——這位第二保育院的首任院長，是個男性，當時還不到30歲，還沒有結婚。
第二保育院在倉促中建立，初創(chuàng)之時，保育員大都沒有經驗，一時理不清頭緒，工作一團亂麻。康克清找到軍委總政治部副部長胡耀邦商量，也是獨辟蹊徑：有育兒經驗的保育員不好找，有戰(zhàn)斗經驗的指揮員在延安可多的是。第二保育院的難題再多，也不會比戰(zhàn)爭更復雜。胡耀邦找來了軍委機關工作的張熾昌。
張熾昌上過軍校，帶過兵，打過仗，讓他去帶孩子，無異于“張飛繡花”。一時轉不過彎兒來，他向胡耀邦推脫說：我根本不懂得保育工作，也沒學過教育，對孩子的事一點也不懂。
胡耀邦笑笑：不懂，可以邊干邊學嘛！我們很多指揮員、政治委員都是拿錘頭、拿鋤頭的工人和農民，他們沒有學過軍事，還不是在戰(zhàn)爭中學習怎樣打仗。
張熾昌到第二保育院走馬上任，真的“在戰(zhàn)爭中學習怎樣打仗”，很快適應了新角色，帶領延安第二保育院走上正軌。短短一年時間，保育院的標準已經從“不死孩子”變成了“孩子身體健康”、“孩子要受到好的教育”！
第二保育院總結出了幼兒生活的26個環(huán)節(jié)，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制定了清晰的操作流程。為了幫助保育員直觀地學習和掌握操作要領，保育院將每一個環(huán)節(jié)繪成一幅生活圖畫。1946年，蔡暢帶著這些畫，遠赴國際保衛(wèi)兒童委員會，向各國代表介紹了中國解放區(qū)兒童的生活情況，受到了各國代表的贊揚。
而不久之后第二保育院就開始了千里轉戰(zhàn)，這位軍事經驗豐富的男院長更有了用武之地，護佑著一百多個孩子平安走到了北京。
“又學習，又玩?！?/span>
“天毛毛（蒙蒙）亮，這一長列五十孔石窯洞的大院落，就顯得十分喧鬧——孩子們醒來了。剛敲過起床鐘，阿姨們都趕來給他們穿衣服。當阿姨們挨近床邊時，她們應接不暇地握著很多的小手——在我們這里，一天的生活是這樣開始的。”
保育員鮑侃這樣記錄第一保育院的清晨，字里行間流露著溫暖和歡快。這樣“萌化了”的場景，正是保育院的日常。
文章發(fā)表在1945年4月4日的《解放日報》上，標題是“一切為了孩子”。從第一保育院到中央托兒所，到第二保育院，都把這句話奉為誓言、信仰，也真的把這句話變成了每一天的每一件事。
鮑侃就是兒歌《丟手絹》的詞作者。她1939年來到延安，先后在抗大和中國女子大學學習。在保育員中，鮑侃文化水平較高，當上了第一保育院的文化教員和保教科長。
丟手絹就是那時孩子們常玩的游戲，但是還沒有兒歌，一般是阿姨帶著孩子們拍手。能歌善舞的鮑侃就編了幾句簡明、童真的歌詞，伴著節(jié)奏唱出來。孩子們一學就會，很快就流傳開來。
孩子們的歌聲偶然被作曲家關鶴巖聽到，甚覺有趣，給《丟手絹》譜了曲，旋律變得更加朗朗上口，從此，《丟手絹》成了幾代人的童年記憶。
不但是游戲有兒歌，孩子們洗手、吃飯、洗澡……保育員都編成了兒歌，好學好唱，為什么做、怎么做都在歌詞之中。還有更多的兒歌，帶有濃厚的時代特點，更突出對孩子們的教育意義。
比如《戰(zhàn)時兒童保育院院歌》：“我們離開了爸爸，我們離開了媽媽，我們失掉了土地，我們失掉了老家，我們的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它的軍閥，我們要打倒它！打倒它！……”
今年81歲的楊羅平就是一個“延安娃”，至今仍能哼唱這首院歌。老人出生于1940年，父母都是紅軍，名字取自延安羅家坪。
“父母無暇照顧我，我3歲被送進了保育院，5歲時上保育小學。我的童年就是在這里度過的?！睏盍_平說，每年兒童節(jié)，毛主席都會來看望孩子們。孩子們就圍著他，毛主席會慈愛地摸摸孩子們的頭，鼓勵孩子們。雖然那個時候物資匱乏，但中央領導很關心，毛主席說我們是革命的后代，是曙光。
的確，延安的孩子們是在中央領導人的直接關懷下成長起來的。那時候的兒童節(jié)是每年的4月4日。延安時期，毛澤東幾乎每年都要在兒童節(jié)給孩子們題詞，1940年的“天天向上”、1941年的“好生保育兒童”、1942年的“兒童們團結起來，學習做新中國的新主人”……1938年第一保育院成立時，毛澤東不但親筆題詞“兒童萬歲”，還帶頭為保育院捐款。
在給孩子們的寄語中，有一句題詞獨具一格：“又學習，又玩?！?。
那是1941年元旦，延安中央醫(yī)院的大夫們去給中央首長拜年，延安保育院小學部的金德崇也跟著父親去了。一位阿姨送給了他一個紅布面的燙金日記本，這在延安算得上高檔文具。
見到毛主席，金德崇冒出個想法：主席伯伯，您能不能給我題個字啊。毛主席笑著問他，你喜歡什么？金德崇說，我喜歡玩兒。毛主席又問，你還喜歡什么？金德崇說，我還喜歡念書。毛主席就說，好，那咱們就寫個“又學習又玩?！?。寫完以后，毛主席簽了名。
“又學習，又玩?！?，是對孩子說的大白話，其中又寄托著毛澤東對孩子們的期望：要學習成才，也要有一個愉快的童年。
幾十年過去，延安娃們記得很多開心的時刻。
比如有一年，朱德總司令坐著吉普車來看他們。那輛車是陳嘉庚先生贈給毛主席的，毛主席讓給了朱德總司令。吉普車在延安是個“稀罕物”，孩子們簇擁在朱德身邊，眼睛止不住地往車那里瞟。朱德看出來，馬上招呼孩子們上車，讓駕駛員帶著他們兜一圈。孩子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飛馳的速度，看到了快速掠過的風景。
1944年6月，著名記者趙超構訪問延安后發(fā)表了長篇通訊《延安一月》。趙超構在延安也參觀了保育院，他在文中寫道：“保育院幼稚部所在的地方叫作兒童溝。那真是兒童之溝，兩歲到六歲的小孩像牛羊一樣，在空氣和陽光下嬉戲。這些兒童活潑肥壯，逗人歡喜。延安人的生活雖然那么節(jié)約，對于兒童生活似乎并不吝嗇：成人的衣服是土里土氣的，這些小孩子的衣服樣式卻是十分摩登，個個穿得像洋娃娃。”
《延安一月》被毛澤東稱贊為“能在重慶這個地方發(fā)表這樣的文章，作者的膽識是可貴的”，而在外國參觀者眼中，延安保育院更是令人驚嘆、不吝贊美的。
1946年3月，美國醫(yī)療專家艾樂思博士訪問延安，回國后專門寫了一篇《記延安洛杉磯托兒所》：“雖然這座托兒所是在一種簡樸的條件下工作著，但這是我在全中國看見的最好的一座……”
1944年，隨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生活了三個月的謝偉思，在調查報告中這樣寫道：“兒童的生活是一面鏡子。延安的政治經濟是不是民主的、有創(chuàng)造性的，用不著爭論，只需拿著這面鏡子 照一照就明白了……這里真是一塊神奇的黃土地，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偉大的人，他們又在潛移默化中培育著一代新人?！?/span>
娃娃“長征”
1947年3月19日，國民黨軍“占領”延安——一座中共中央主動放棄的空城，直到此前一天的日暮時分，一心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樣子的毛澤東才離開了這里，臨行前還囑咐彭德懷，一定要讓部隊把房子、院子都打掃干凈。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們，自然不能被敵人如此靠近。他們在1946年的11月就已經從延安轉移了。實際上，早在1946年8月，胡宗南部在延安百里之外的富縣增兵兩個師時，康克清就代表中央給延安的保育機構分別打了招呼，做好孩子們安全轉移的準備，例如小馱床、醫(yī)藥、防寒用品、食物……
小馱床就是在這幾個月的準備中“研發(fā)”、趕制出來的。它的發(fā)明人是在第二保育院工作的老紅軍柯青元，并推廣到第一保育院和洛杉磯托兒所。這種小馱床有些類似于馱筐，拴在騾馬背上一邊一個，造型上則是一個護欄很高的嬰兒床或者搖籃。后來人們常用“馬背搖籃”比喻延安保育院，即由此而來。不過，“馬背”之說只是人們慣常的用法，實際用來背馱床的，多是更容易駕馭、也更穩(wěn)當?shù)拿H和騾子。
小馱床是個應急發(fā)明，卻盡顯民間智慧。延安保育院師生的回憶中，行軍途中意外狀況頻發(fā)，其中有一次騾馬失足，帶著兩個馱床掉落山溝，還有一次馬車翻覆，都是靠著結實的馱床才保證孩子毫發(fā)無傷。
1946年11月，中央開始要求非戰(zhàn)斗單位撤離延安。孩子們當然是第一批。
第一保育院、洛杉磯托兒所和第二保育院三家主要的保育機構，并沒有一起行軍，路線也不盡相同，但三支隊伍面臨的卻幾乎是同樣的艱難險阻。
大的不過六七歲、小的還在蹣跚學步的孩子是整支隊伍的主體，每個阿姨照看著三四個孩子，長途行軍，除卻翻山越嶺的艱辛，還要防備敵人的圍追堵截和敵機的狂轟亂炸，以及隨時可能發(fā)生的疾病，可謂困難重重，真是“一步一個困難，一步一個危險”。
第二保育院的院長張熾昌有著豐富的軍事經驗，可帶領這樣的隊伍行軍也是頭一次。臨行前，他提出了一個帶有鮮明的軍隊特色的豪邁口號：“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
前方道路艱險，大人們精神緊張，孩子們卻充滿了興奮和好奇。
渡黃河前，大人帶著孩子們先到黃河邊，滿足了他們的好奇心，然后才或拉或抱地一個個送上渡船，在船上還要一個人按住兩個孩子，就怕他們探頭探腦，一不小心掉入波濤中。
洶涌的黃河平安渡過，危險卻在水流和緩得多的汾河降臨。那里的渡口被國民黨軍閻錫山部占領著。
三五九旅奪取了渡口，臨時架起一座兩尺來寬的簡易浮橋。渡河的隊伍很多，不但有洛杉磯托兒所和第二保育院的孩子們，還有延安中央療養(yǎng)院、晉綏解放區(qū)民工運輸大隊等五個單位。為防備敵軍回擊，渡河時間非常緊急。
姚淑平帶著第二保育院的隊伍過河不久，忽然隊伍后傳來口信：“往前傳，程宜萍的兩個孩子掉河里了?！背桃似际堑诙Ｓ罕＝炭泣h支部書記，就在不遠處，當即痛哭。姚淑平讓她趕緊回去看看，程宜萍卻哭著搖搖頭：“我回去也沒有用?！彼坏湛粗鴥蓚€孩子，還保管著全院的人員檔案，將來很多孩子要靠這些檔案才能與他們的父母相認。程宜萍真的沒有回頭，隨著隊伍緊急通過渡口。
幸而幾天之后，三五九旅旅長陳賡打來電報，落水的兩個孩子還活著。原來，背著他們馱床的毛驢失足落水，走在隊尾的警衛(wèi)員全超跳進河里，把兩個孩子救了上來。可是時值冬末，汾河剛剛化凍，程宜萍不滿兩歲的小女兒又是嗆水又是受凍，休克了。全超把她抱到老鄉(xiāng)家的熱炕上搶救。大部隊渡河完畢，三五九旅掃尾清查才發(fā)現(xiàn)了全超和兩個孩子，這才把他們帶到了部隊。
行軍途中，有黨中央派出的中央警備部隊騎兵班保衛(wèi)護送，沿途部隊前后接應，規(guī)劃線路，孩子們轉戰(zhàn)幾千里，都沒有遇到真正慘烈的戰(zhàn)場。但是，空中的國民黨軍飛機成了最致命的威脅。三家保育機構的行軍途中，都遭遇過飛機掃射。
張熾昌對此早有預料，在隊伍的前、中、后都安排了防空哨，并且在出發(fā)前就進行了防空演練?？烧嬗袛硻C來襲，還是有孩子或是害怕，或是新奇，四下亂跑。彈雨之中，保育員肖桂英老母雞護雛一樣，把一個孩子撲倒在身下，自己腿部中彈。這是延安保育院行軍途中唯一一次流血負傷，真真踐行了“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誓言。
這是一次曠古未有的“娃娃長征”，延安保育院的孩子們，在戰(zhàn)火中輾轉數(shù)千里，無一人掉隊，無一人傷亡。甚至有一支小分隊，跨越了大半個中國，從延安出發(fā)，一直走到了東北，和幾年前出關的父母相聚。
新中國成立后，陜甘寧邊區(qū)第一保育院分別落腳北京、西安和延安三地，發(fā)展成為現(xiàn)在的北京育才學校、西安市第一保育院、西安市育才中學、延安育才學校。洛杉磯托兒所和第二保育院則跟隨黨中央到了北京，分別是現(xiàn)在的總政幼兒園和北京六一幼兒園。
一代代的孩子們，在《丟手絹》的旋律和“馬背搖籃”的故事中，延續(xù)著紅色的基因。
